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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喊着要“退出中国”，到后来收回成命继续呆在中国，谷歌自编自演的“退出”闹剧最终因无人喝彩而尴尬收场。谷歌此举究竟是在商言商，还是在商言政？中外舆论倾向于认为，谷歌所以声称要退出中国，“更多是出于政治原因”，英国《卫报》则干脆称谷歌挑战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充当了美国政府的代理人”。一个美国的搜索引擎公司，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何以会不管不顾的卷入波诡云谲的政治漩涡？
       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代表，已经越来越多的超越单纯的商业层面，而介入到政治运作之中，对谷歌搜索引擎这样的互联网入口来说尤其如此。谷歌过去就曾捐过钱给奥巴马政府，也捐过钱给各个州的参议员、众议员，谷歌CEO施密特还是奥巴马的忠实支持者，并于去年4月入选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而美国政客之所以选中谷歌，是因为美国一直把中国对互联网的监管看成其在中国进行渗透的障碍。在美国即将向台湾军售、奥巴马要会见达赖、美国不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干扰中美自由贸易等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颇为高调的走上到前台，把谷歌事件政治化，恰恰凸显出美国互联网战略的政治意图。
   “互联网是政治，因为它始于战争，它也必将用于战争。(互联网的政治化时代)已经开始了。”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微博中，第九城市董事局主席朱骏如是说。在朱骏看来，互联网是美国一直推崇的“巧实力”外交战略的最好载体，美国拥有谷歌、Facebook、Myspace、YouTube、Twitter等在全球安营扎寨的互联网资源，还持有大部分互联网根服务器的控制权，以及最前沿的互联网技术。前者可称为其在互联网世界的软实力，后者则构成了其掌控全球网络霸权的硬实力。作为美国国防部军事研发项目的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服务于美国政治利益、商业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工具。比如，假如美国看某个国家不顺眼，只要从根服务器中掐断某个国家的后缀，这个国家便可能在互联网世界中消失。在互联网世界，霸权的凭借不再是地理边界，而是基于互联网的信息边界。互联网不过是170年前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翻版。
       朱骏由此认为，随着互联网逐步介入到对全球经济、文化和行政组织的改造之中，互联网已经是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已经是政治，甚至全球化也可以部分归结为互联网的胜利。就像印刷文明催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互联网也将催生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社会。的确这样。从种族文化的面貌、意识形态的建构到国民经济总产值，互联网正在形成某种核心。就此而言，出现鲍德里拉式的断言并不奇怪——媒介不只是内容的载体，而是越来越多的直接影响到社会关系，成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操控手段，而现实则正在变成作为符号的新媒介的模仿。
        有迹象表明，作为新媒介代表的互联网在当前政治角逐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在广为人知的“魔兽审批”风波中，美国公司暴雪就被指游说美国议员通过WTO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向美国开放电影、网游、出版物市场。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社交网站Twitter。在2009年4月发生在摩尔多瓦的未成功的“颜色革命”中，以及在伊朗的政治危机中，Twitter的政治作用是如此显著，以至于舆论一致称之为“Twitter”革命。恰如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所说，Twitter等社交媒体网络是美国“极为重要的战略资产”。由此美国学者杰森·里伯曼认为，类似谷歌、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这样的跨国信息技术巨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美国国务院的秘密或公开代理人。这些互联网公司很可能会引发整个政治话语体系的新变化。
     “互联网已经到了以全球应对全球的时候，中国网络一代是应该考虑大局中局小局的时候了。”朱骏的这句断语，或许可作为今天愈演愈烈的互联网政治化趋势的一个注脚。